在我看来，比起鲁迅先生那句被滥用的对悲剧的评价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不如说悲剧的意义便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暴露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将复杂而饱含冲突性的生活处境以最彻底的方式抛掷到我们眼前，无处遁形，无可逃避，逼迫我们去思考、去追问、去哀伤、去同情。
宇文序所表现出来的宠爱，在熟悉朝堂权力争斗的官员看来未必不知多有表演的成分。只不过宋阅不幸地错过了时机此时的宇文序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动心，绝不会放手。宋阅的判断失误导致自己身陷囹圄、面临死罪。宋梦真的死很难说与宇文序对他的忌惮没有关系，可以想见宋家的处境也非常不妙。
《安提戈涅》的主人公是安提戈涅和国王克瑞翁，两个人在处理冲突性处境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简化不同价值的要求之间存在的深刻冲突，试图用一套单一的价值标准来应对复杂的处境，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而在安提戈涅处，她也以一种极端的、近乎无情的方式，把世界的价值简单化了，结果也消除了相互冲突的义务和约束（纳斯鲍姆 2018: 92）。她将评判标准化约为对家庭的爱（philia）（纳斯鲍姆 2018: 93），这种爱的本质是不管人的好恶与欲望所求，而要求行动者以为地忠实于爱的承诺（同上）。因此，对家族死者的责任是最高的律法和绝对的感情所在。安提戈涅就根据这个简单的、自足的责任体系来建造她的整个生活，以及她对世界的认识（纳斯鲍姆 2018: 94），并且即便这个体系内部存在冲突，她也可以依照自己预设的价值等级来做出选择（同上）。但她忽视了她兄长的叛乱给城邦和
宋阅之所以现在来求回青青，与他处境的转变密切相关。宋老爷子去世，宋家想重返朝堂。宋家原本远离朝堂是因为宋老爷子效忠前朝、不事二主，但现在宋阅希望求回南婉青并以此为筹码向宇文序表忠，与此同时也带领宋家回归朝堂，因此来自宋家一方对宋阅的阻力小了许多。
一般解读会将二者之间的冲突理解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冲突这确实也分别代表了克瑞翁和安提戈涅过分化约的价值标准。对于克瑞翁而言， 城邦本身就是善的标准（纳斯鲍姆 2018: 87），城邦利益高于一切（纳斯鲍姆 2018: 78），对好坏的评判以城邦利益为衡量标准，好与坏对克瑞翁来说，就只是被用来形容对城邦利益有利或者有害的人与事（纳斯鲍姆 2018: 80）。因此，他只看到波吕涅刻斯的叛贼身份，而忽视了神律和人性对爱家人的要求。
我力图呈现宋阅道德困境的复杂性，并梳理他在困境中的行为逻辑和可能牵连的对象，但不想用任何的断言、空洞的大词、某种明确的标准来削薄他处境的复杂性，不想化约他所面对的这些实际上难以化解的冲突并给出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法。并非《帝台春》中的其他人物没有面临这样的困境，但是道德困境的悲剧性在宋阅的不幸上得到了格外集中的体现。
段。所以，宋阅只能怀着痛苦与对南婉青的愧疚辞官归隐，这也是他在这个道德困境中唯一能够做的微弱反抗。
纳斯鲍姆借助古希腊悲剧来阐释人类处境恒久的冲突性与好生活的脆弱性，在这里选取《安提戈涅》一例来说明。
在这部悲剧中，每个人的处境都值得细究。
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自相残杀而死。这两个哥哥中，一个是合法继承人厄忒俄克勒斯，一个是借兵回来争夺王位的波吕涅刻斯。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继承了王位，安葬了原本的合法继承人厄忒俄克勒斯，宣布借兵夺位的波吕涅刻斯是叛徒并禁止任何人安葬他。
国王抓到安提戈涅后给她定罪把她关进坟墓，只允许给她少许吃食。安提戈涅哀叹自己的不幸，她问：我究竟犯了哪一条神律呢我这不幸的人为什么要仰仗神明？为什么要求神的保佑，既然我这虔敬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安提戈涅》第45页）。安提戈涅在坟墓里上吊自杀，她的未婚夫（同时也是国王之子）海蒙找父亲理论失败后愤而离开，在坟墓里发现了死去的安提戈涅，悲痛之下也自杀身亡，得知儿子死讯的王后随即自戕，难以忍受的命运（《安提戈涅》第56页）落到了国王身上。
安提戈涅对此感到十分痛苦，因为波吕涅刻斯也是她的哥哥，而根据神律，一个虔敬的人必须安葬其逝去的家人，但她若如此做便触犯了城邦的律法即国王、安提戈涅的舅父凭王权下的命令。安提戈涅坚信神法高于城邦之法，因此不顾妹妹的劝告、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安葬被定义为城邦叛徒的哥哥。
全天下人都知道南婉青是被楚王强抢的，而且也知道宇文序封南婉青为宸妃只是让她享妃位俸禄，并非为后宫中人。宋阅敢到宇文序面前要人，一是因为名义上他具有正当性，甚至宇文序若开恩允许青青回到宋阅身边，也能成一段君臣佳话。二是宋阅对宇文序和南婉青之间感情的判断，认为二人只是互相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