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司法体制在变，一味的刑训逼供已不能做为侦案的主要手段。现行的以案发率来判定一个辖区的治安好坏，就如同过去以离婚率来判定人民是否生活的幸福、安定一样的可笑。
所谓民不举官不究，被辖区警官施压私了或匿而不报的又有多少呢！而匿不住的案件也只是躺在卷宗里无人问津罢了。政府对惊动了他们的大案采取的姿态是到案发现场和警局里巡视一圈，以示重视，施压限期破案是政治介入的唯一作为。
限期破案，对杨寅虎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悲哀的作法了。那些侦破无果的案件仅只是无为而已，但限期破案的结局就意味着冤假错案在政治的外衣下变成了铁案。真是悲哀的为民负责呀！
为此，杨副局想通过这次侦案为警局的发展树一个里程碑，他出身法警，所以能设身处地，为干警和犯罪嫌疑人着想。他原受过正统刑侦训练与警德教育，不但重警德，也有素质函养，他有鉴于潮流的趋向，便想在日后任局长时，在局里奠定一种新的以侦缉破案为主，讲求物证，注重实据，严束和尊重司法，崇尚警德情操和侠义精神的气象。
可惜他眼高手低，无法得偿所愿，侦案所获的证据一直不能达到他所想要的满意程度，随着破案限期的临近，这一役成了他刑侦生涯的一个低潮。对于冼兴艾组的破案证据他虽心存疑惑，但迫于市委的压力也只好作罢。
杨寅虎从此几乎“一蹶不振”，他不能晋身局长，退才副局，但噩运似乎缠上了他，工作上的吃力不讨好使他费心劳神，耗损甚巨，与市政领导关系的不洽更让他如坐针毡，寡欲难欢。不得已而托人情调任司法局任副局，所以一度过得很不得志。
直至这次７。１６大案的发生。颜如玉需要一个经验丰富、惯于合作断案的司法鉴定专家来鉴定此案为纵火，她想到了杨寅虎。书记兼局长冼兴艾认为这是化敌为友的好时机，同时也是寻求鉴案的好途径，而且这“合作”是意味着他事业向上的又一契机，他也乐意向市委请调杨寅虎回来协助鉴案。
杨寅虎回到警局，发现人人都只听令于颜如玉，当年他的统制力已不存在。
颜如玉在表面上似乎很“尊敬”他，但却完全没把他的意见“放在心上”，而且常常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种“戏谚”，仿佛在向他强调：“看！杨寅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我颜如玉的了！”
杨寅虎觉得内心的受伤与愤怒是无以言语的，因为这个人可是他一手培植的啊！
所以他分外了解蒋辰龙的感受。
他和蒋辰龙都只是在强充门面的失意人。
他更了解的是：颜如玉是警坛里以“真材实料”来领导干警们断案任副局兼刑警队长的“典范”，只要有她在的一天，局里的干警人人都会“奋不顾身”，只为那前程的远大。
在颜如玉统领刑警队之后，刑警们虽没有常允在任时的张狂霸道，却有着更深的难以言表的乖张之气。为了控制发案率，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警匪俨然已成一家。但社会何其复杂，各色人物不等，可谓是众口难调，发生磨擦就成必然。
于是，颜大队长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各式的抓捕现场冲锋陷阵，运筹指挥，不论多危险的现场都可见到她的身影。
杨寅虎知道颜如玉为何“不怕死”。
其实她是怕的。
可是为了成就与资本，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换一句话说，颜如玉是为了她个人的“仕途资本”而奋不顾身的。
所以杨寅虎并不佩服她。
杨寅虎也不希望这种警匪和流的局面再发展下去：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有多少警员堕落，多少侦察员会伤亡，那么多高官的腐败下场还不足为训，只怕要生另一场悲剧才令人惕省。
——而颜如玉在洋洋得意中，绝不会听劝。
——除非是颜如玉死了。
杨寅虎虽是副局兼政委，但在局里，其实只是一个闲角，他发现甚至连书记兼局长的冼兴艾都只是一位陪衬，重点全在颜如玉一人身上，光芒全教她一人占去。
在一次局常委会散会时偶然的一瞥，他发现冼兴艾看颜如玉背影的眼神，那是充满恨意的、嫉妒的，杨政委只看了那么一眼，忽然顿悟了一件事：——冼兴艾只怕要比自己更恨颜如玉！
外面一向盛传冼兴艾是靠颜如玉才当上局长的；没有颜如玉，冼兴艾就连书记都当不上！
杨政委经此一留意，就发现在制定抓捕７。１６要案犯罪嫌疑人的方案时，冼兴艾总是有意无意的忽视犯罪嫌疑人藏匿地点的第四个出口，那是一个暗门，而犯罪嫌疑人身藏炸药，极具危险性，只要一出意外，结果往往不只是伤，而是死！
而在警力布置最弱的那个暗门处进行指挥的正是颜如玉。
杨政委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他没有提出来。
虽然他负责事前安全保障工作，但有些毛病，他可以看见，也可以看不见，无需要负上什么责任。毕竟准备不力造成的后果与行动不当发生的事故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