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包间的是做皮革生意的柳老板，他喜欢小男孩，就像他抱在怀里的那个看上去还没成年的孩子蓝莲花，所以点我单的应该是他带来的两个日本人，所谓的新黑卡也是他们吧。
我不清楚黑卡要多少钱，想必是个天文数字，我接待过的客人里，曾只有陈炎是黑卡会员，对其他会员繁冗约束的会员制度，他就可以不理会。
两个日本人个子都不高，戴眼镜的约四十初头，另一个年纪大些，但身材保持的很好。
戴眼镜的日本人用日语和柳老板交谈，柳老板点点头，转而对我说：“，中村老板请你把衣服脱掉，跪在茶几上。”
我迟疑了下，照着他的话做。
十月中，房间里没有开暖气，膝盖碰到玻璃台板还是凉的。
年纪大些的拈着我的下巴，将混着冰块的酒从我头上淋下，塑胶手套沾着酒味探入我的嘴唇深抵到喉咙，用生涩的中文对柳老板说：“一样，和照片上。”
他指的是菜单上我的照片，有一张摄影师让我跪在地上，有人抓着我的头发迫使我抬头，水管对着我的脸打开水闸，照片就在那一瞬留下。
结束清场后，我在包房里穿衣服，蓝莲花去厕所吐了很久，日本人没碰这个男孩子，他只是觉得恶心，或者害怕。
“你没事吧？”我问他。
他大大的眼睛里有还不懂得掩盖的情绪：“没，没事，柳老板对我挺好的。”
我点点头：“那就好，你快回去休息吧。”
“你，你没事吧？”他反过来问我，瞪着眼睛看上去有点神经质。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时腿软滑到了地上，蓝莲花马上过来扶我：“天亮再走吧！”
“别紧张，”我重新站起来，用桌上剩的酒漱口。
“你真的没事吗？”他又重复问了一遍。
这次我连顾及他心情的回答也懒得给，推门出去。
凌晨三点，处在市中心外围与郊区的街道，零星有几辆私家车从身边开过，看不到出租车，我已经走了很久。血或者其他什么令人反胃的东西从大腿根一直滑到了脚踝上，被强灌入身体的酒Jing劝诱我不要再走，再走也是原点，哪儿都去不了。
我晕沉沉的躺下，望着天上行走的月亮，夜晚凉凉的空气似乎有一种虚伪的“干净”的暗示，我闭上眼大口大口的呼吸。
好亮。
“喝酒了吗？”
有人在和我说话，说了很多，我只听懂这句最简单的。
我眯着眼睛，用手臂挡住光源，那个人背光蹲在身边，不远处的车大灯仿佛挥出万丈光芒，衬得他有点虚幻的味道。
“家在哪？市中心的话，我捎你一程。”很温和的嗓音。
家在哪？
我想了很久，想的几乎又要睡过去，又被他摇醒。
“该不会是没有地方住，才来买房吧。”
那个嗓音带上了一点无可奈何的调侃，接着我的身体变轻了。
那个人用了我皮夹里的身份证在一家经济酒店登记，没有留下名字。
那句调侃的话我还记得，我也会猜测是否是年轻的房地产商捡了公路上的醉鬼，这次最终没有酿成公路惨案，以致微不足道的遇见，对我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让我在那之后的几天，鼓起勇气面对我曾珍惜的人和事。
我在月底参加了凌玲的婚礼，和众多已经失去联系的大学同学举杯畅饮，在灯光暗下凌伯父将爱女的手交到简凡的手里时，我有那么一点失控的情绪。大学时的铁哥们骂我失去才知道珍贵，又鼓励我天涯何处无芳草，作势要当众吻我，被我一脚踢开，惹得老同学们大笑。
他们不明白，我只想着，这个我曾最爱的姑娘，我给不了的幸福，她一定全部都要得到。
日子步入十二月，很少下雨，空气变的又冷又干，街道上，来往的行人低头捂紧大衣领口，匆匆而过，少有停留。
今年的冬季，格外冷硬，有几个桥墩下久住的拾荒者，没能熬过去。巨大而无形的手悄声无息的将寒冷彻骨的冰柱附上活物的rou体，攫取生者的体温。
这冻得骨子里发冷的日子里，陈炎不似他的名字，更叫我胆寒，他隔三差五在晚上找我，如冬夜出来狩猎的恶鬼。
医院给爷爷下病危通知的前两天，陈炎玩过走了，但不准别人进来房间，我发着低烧在包房里吊了一天，只有脚趾着地，傍晚休克被送去了医院。
躺了两日，我刚办了出院手续就接到了病危通知电话。
整个世界忙不迭的拆开我正在崩塌的生活。
赶到爷爷的手术室后，整个过程我如同提线木偶，医生与我讲解爷爷的病情，讲那些衰竭的脏器和生与死的故事，递我笔和纸，要我选择即刻死或者择日再死的故事结尾。
我附和旁观者的善意期望，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手术还算顺利，虽然不能改变衰亡的走向，至少留下来这个世上我还能握住的手，我想我和爷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