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蓬溪其实并未看到谢凯眼里的那种不可思议，当他问起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我们周遭已有了不小的变化。谢凯走之前，全城有一半是青瓦房，施工的工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但一切仿佛在某个时候起了变化，城里到处跟二战时候一样，处处都是瓦砾和断壁残垣，无数个水泥搅拌机在街边发出刺耳的声音，卵石，河沙倾在街边占去了大部分的路面，行人跳跃着走过满是障碍的街道。当拆迁队站在上河街那片最后一排青瓦房的时候，我心中有了一丝悲凉，我几乎记得每间店铺卖什么东西，也知道在他们中间隐藏的那家我最喜欢的包子铺，当我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每次上城都会要求父母带我去这里，当我把一个沾满红油的包子塞进嘴里的时候便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当拆迁队第一斧子劈在它榫卯了不知多少个春秋的大梁上，我知道这一切便不会再出现在我眼里。在文物保护的意义上说，那的却是一条没有保护价值的老街，它没有鲜明的历史符号，没有层峦叠嶂的布局，没有雕梁画栋的工艺，所以它是历史前进上的阻碍，属于被历史车轮碾碎的那一部分。我们必须用大楼代替它，贴满瓷砖，按满明亮窗户才是时代发展的佐证，所以在这刻我们大多数选择了这种佐证，我知道我那种怀旧的思想是少数而卑微的，但还是保留了它存在的空间，或许有和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也是无力和渺小的。我问谢凯还记不记得小学时候的美术老师杜老师，谢凯用嘴吹着他一缕垂下来的头发让它归位，当那缕头发再次垂下时，他说他记得，问我怎么说起他。于是我笑着给他讲起杜老师，小学二年级开始，铅笔都还使得不熟练的我们，被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强迫临摹他画在黑板上的牡丹。在上课前他就进教室，撅着屁股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勾勾画画，我们好奇的围在这个新老师身边猜他画的是什么，当他画好后，我发现那是我见过的最像牡丹的牡丹画。然后他要我们把黑板上的牡丹花搬到自己的作业本上，那堂课静悄悄的，只有铅笔和橡皮接触纸面划出的声音，当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还在用橡皮擦掉牡丹花上不够圆润的地方，他叫小组长收上所有的画，当我望着我那张像一个洒满葱花的大饼别收走之后有些小遗憾，我想要是再多给我些时间，它会不那么像大饼。一周后，当小组长把我的“大饼”发给我的时候，我看见在它边上多了一个鲜红的九十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画画的天才，因为那九十分过分鲜艳，浓浓的墨水深深的印在那张纸上，从背面也能看到它渗出来的红，我拿着它跟周围的所有人比过，在确定我是最高的分数后，才把它折叠起来放进书包的夹层中。从那一天开始每周期待星期五最后一节的美术课，像期待动画片一样期待着，我认真的画着每一幅画，但总是不能再得到九十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喜欢上了画画的本身。他教我们如何用毛笔在五笔以内画麻雀，让我们坐在Cao场边画那个角落的银杏树，让我们用宣纸在五颜六色的颜料里乱蘸学“扎染”，他上课的那几个班是全校唯一有写生课的班，我们也骄傲的以为我们是全校最会画画的人。小学的美术课通常是一种形式，上课的老师多数是快要退休的其它学科的老师，学校为了照顾他们就安排了这课时量少的美术课，因为领导认为画画再差的大人也可以当画画最好学生的老师。不过杜老师不是那种兼职的代课美术老师，他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听说是学校的高材生，因为参加了某个政治事件后分配到了小学，这些消息都是多年后，听父母谈起，小城不大，一个人的经历故事往往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在一条街上大家互相没有什么正真可以隐藏的东西。在五年级的一节写生课上，杜老师把我们带出校园，爬上学校对面糖酒公司的楼顶，这栋楼一共八层，在当时的蓬溪城鹤立鸡群，在这里可以俯瞰蓬溪城的大部分，那次课的名字叫“鸟瞰我的家乡”，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鸟瞰”这个词，在没理解它意义之前杜老师要我们把自己想象成鸟，用鸟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家乡，然后把看到的画出来。于是我趴在天台的围栏上，把下巴放在粗糙的水泥台面上，看到青色的瓦房沿着细细的芝溪河向远方伸展开去，鸽子落在奎阁公园的避雷针旁，人力三轮的车棚跟着车夫的节奏一起一落，广场大铁门边补锅匠吸引了一圈人把自己围在中央，我看到了所有的风景，那些我常常穿梭的小巷，我驻足过的小店，但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留在自己的本子上。我终究回忆不起我到底画了些什么，但一直记得那天我看到的所有。在五年级的最后一节美术课上，杜老师让我们画出自己未来的样子，那节课的名字叫“理想”，我画了一个小人站在一朵云上，那时候我分不清理想更接近现实，乱想便是天马行空。杜老师叫我们收好自己的画，等我们长大了再拿出来看，他说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虽然我不能理解“理想”和吃一个上河街的红油包子后的幸福是怎么产生联系，但还是选择相信这句话。在小学毕业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画家，那张打着九十分画被我放在抽屉的一本书里，夹得工工整整。九十年代，蓬溪城的各个角落都出现一种叫酒吧的娱乐场所，那是一个大人们欲言又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