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带着低笑的话音如魔鬼的传唤，伴随而来的，是一只漂亮、Yin冷、尖锐的爪子，猝不及防捏住他们的心。
康里的仇人，是安魂会，是艾维斯五世。
这一刻，安格斯和霍尔都下意识移开目光。
你到底是谁？佐铭谦问。
我说了，我是个医生。男人修长的手指在桌上轻弹，我们来聊点你不知道的事，如何？
什么？
给孩子讲故事，总会用很久以前作为开头，这件事也该如此。男人似笑非笑，眸中的光辉静谧悠远。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非常漂亮、聪明，在舞蹈方面很有天分，但她的想法却和她所拥有的背道而驰她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并且自卑，也讨厌舞蹈。实际上，她是个有惊世骇俗的思想的女孩，她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子，大概不会很丑，长大后可以没有顾虑地流浪的男孩，直到抵达属于我们的地方。
这是她说的。我们都是东方人，中国人，但那个时候，我们从记事开始，身边除了家人，就是长得跟我们天差地别的法国人。当然，能看见一个陌生的法国人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我们能出门的机会不多。有一天，她偷溜出来找我，说想去玩，想买糖。我把我穿不下的旧衣服给她穿，还让她戴我的帽子，然后我就跟这个假男孩在集市上玩了一整天。
说着，他的神情变得柔和，在桌上轻弹的五指微微蜷起，她很开心，笑起来就跟那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我第一次看见她那么开心，当然也是唯一一次。自由是有代价的，即便是短暂的自由。
她为此挨了一顿鞭子。我的母亲作为医生被叫去给她疗伤，我跟着去打下手，她遍体鳞伤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奄奄一息，还笑着跟我说没事，她不后悔，下次还要溜出去玩。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糖都被扔在垃圾桶里。
时隔多年的记忆缓缓而来，苦闷的胸口一阵阵抽痛。
我们分别的那年，因为战争，还有其它很多因素，我们都离开了法国。那年我十九岁，她十四岁。我的母亲被分派到美国，我也到了美国，至于她，据说是去了俄罗斯。我们没有分别的时间，一切都太突然了。
一九一七年，我去了俄罗斯，很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已经是个芭蕾舞剧演员。一直以来，我从未见过她跳舞，因为她讨厌跳舞，所以我并不能请她跳一支舞给我看。朋友给了我一张她演出的门票，我把那张门票撕了。我不能拯救她，更不能成为观众置身局外，看她痛苦却觉得这就是艺术。但我还是在那样的场合跟她重逢了。
随着陌生男人的述说，在座的三个人心里不可避免地掀起惊涛骇浪，颜色各异的瞳孔倏然一缩，都不约而同感到震惊而对视一眼。
法国、东方女孩、芭蕾，这三个元素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指向一个遥远的人。
陷入回忆的男人，没有注意到在座三个人的异样，他继续说道：当时是演出结束以后，很晚了，我一直在剧院门口，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几乎是到了深夜，她才出现。她穿着一身合身的男装，戴着顶男士帽，孤身一人。她长大了。我叫住她，还想到她还记得我，像个孩子一样跑过来拥抱我。我能听到的声音，不知道是她的笑声，还是她的哭声。
我们一起在路边散步。她的帽子至始至终都没有拿下，甚至压得更低，我想她需要帽子来遮挡她的眼睛。我已经忘了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什么，也并不重要。她只想听我说关于我的经历，不提她自己。
当时我并不能在俄罗斯多待。在俄罗斯的第三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她自顾自对我说，如果没有战争，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能在法国？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至少我们都在那里，可是好像也不是那样。命不由人。她跟我说命不由人，确实是这样。
他顿了顿，耳畔仿佛回荡起那个温柔的嗓音，哥哥，保重。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在到中国之前我又去了莫斯科，但这次我没有见到她，别人说她已经离开了。我想告诉她，我找到了，属于我们的地方。
他叹息一声，深沉的暗眸怅然一眨，继续道：我再一次有她的消息，已经是一九二六年。我结婚，带我的妻子去了一趟美国。这一次离开中国我才知道，原来她早已声名远扬，想见她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并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想法设法地去争取能够再跟她重逢。
但我们还是重逢了，很意外的，在百老汇附近，这一次是她叫住我。她问我既然在美国为什么不找她，还说自从在莫斯科见到了我以后，不管在哪里，每一次表演完她都希望能在门口和我遇见。她和我说了很多话，像个孩子一样。
我跟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结婚了。我们面对面站了很久，我记得很清楚，她说，你的生活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但结婚并不包括在里面。说完她就走了。
安格斯难以置信地看着身旁的男人，倘若他口中说的女子是Yin原晖，那么他必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