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婶儿找杨老师要赞助，说是回报社会，尊师重教，把老教学楼粉刷了一遍。
「也没别的什么重要的事儿，回头你跟你们家杨老师说，噢，应该叫杨老板，后边儿的小教学楼太破了，你看能不能再赞助一回，我去找乡里的工程队给补补？」胖婶儿没有注意到别人的不耐烦，还在自顾自地絮叨着，「小曼啊，你别嫌婶子话多，杨老师走的时候可是托我关照你的。你知道吗，那个巴特尔在背后说什么，说什么你是他的如夫人，你说，这叫什么话？」「王老师，我真的必须走了，下星期区里要统考。各人有各人的嘴，别人说什么，我没法管，您也管不着，是不是？」徐小曼真的不高兴了，「还有，您别叫我丈夫老板，他不是老板，也是给别人打工，没几个钱。您三天两头要赞助，换了谁也受不了。」
徐老师的丈夫杨宗涵老师，三十出头，高高瘦瘦的，一头天生的自来卷儿。他原籍是湖北天门，北师大教育系的研究生，为了留在北京，屈尊到县中学教书，原先是高中语文组的组长。杨老师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一直没有结婚，直到遇见徐小曼。杨老师在穷乡僻野觅到了知音，当然不肯错过，展开了苦苦的追求。徐小曼开始还有些矜持，后来想想自己到了剩女的边缘，小地方选择也确实不多。更重要的是，徐小曼的母亲很看好杨老师，认为他学历不错，人胆小本分，不搞什么花头，在北京又没有亲戚，省了很多麻烦。徐小曼于是就把自己嫁了，算起来也就是一年多前的事。婚后不久，杨老师辞职离开学校，下海经商，做了进口药品的代理，听说干得不错，所以常被人称做杨老板。徐小曼留在学校里，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与世无争，倒也自在。
徐小曼出自书香门第，自小母亲管教很严，从不搬弄是非，也讨厌别人搬弄是非，所以，她一直不喜欢胖婶儿王老师。王老师是校长的远房婶子，早些年教过音乐课，现在不干了。她为人热情，喜欢张罗，和谁都是自来熟，就是好嚼舌头，有时也占点小便宜。不过，胖婶儿和徐老师的丈夫关系很好。当年杨老板，不，杨老师从北京城搬到这荒郊野岭，一个人举目无亲的，胖婶儿帮了很多忙。
她的父亲是北师院的文学教授，母亲是北医三院的护士长，而她是独女，原来一直住在父母家里。前年徐小曼的父母退休了，嫌市里吵闹，空气不好，就搬到偏远的延庆，徐小曼也跟了过来。因为徐老师是市里的，所以升了一级，改教高中英语。徐小曼看事情很淡，对此感觉无所谓，她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是结了婚。
「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注意着呢。」徐小曼露出一丝不快，「王姐，您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得去给学生们改作业。」
英语组的徐小曼老师是一个，是体育组的巴特尔是另一个。体育老师巴特尔，张北坝上人，是个北漂，没什么过硬的学历，只有一张皱巴巴的张北师专文凭。据说他和校长沾点儿亲，不过很远。学校里的教职员工，不太看得起巴特尔，一般都不称他老师。徐小曼是个例外，她有涵养，当着别人的面，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总是尊称巴特尔老师。巴特尔有自知之明，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但他还是很感激徐小曼。平时徐小曼有什么要帮忙的，比如扛什么重物，搬个煤气罐什么的，都是他一手包下。徐老师刚来学校的时候，曾经被几个小混混儿在校门口骚扰，别人都不敢出头，最后巴特尔来了，一声大吼，才赶跑了混混儿。这些情况，徐小曼的丈夫杨老师都是知道的，也从来没说过什么。最近半年，杨老师辞职下了海，不常着家，巴特尔更是勤快，鞍前马后，随叫随到。同事之间互相帮忙，本来是正常的，可也引来了不少风言风语，多半出自后勤处胖婶儿之口。
当然，忙也不是白帮的，去年杨老师下海，刚赚了第一笔钱，就都贴给了胖婶儿。
话说完，徐小曼就自顾自地走了，头也不回，只留下高跟鞋袅袅的回音。
她请的是乡下施工队，说是便宜，其实那草台班子是她侄子挑起来的，里面的猫腻儿谁也说不清。胖婶儿的一张嘴很厉害，擅长空穴来风和添油加醋。最近不知为什么，她特别关心徐老师和男同事们的交往，特别是和巴特
放在我办公室吧，一会儿我自己叫两个男生去您那儿，老麻烦巴特尔老师不太合适。」
延庆虽说隶属北京市，但民风保守排外，其实更像河北省。比如这所县中学，教职员工几乎都是本地人，非亲即故。外来户最多的时候有三个，现在还剩两个。
胖婶儿一脸尴尬地站在那儿，瞪着徐老师袅袅婷婷的背影，恨恨地说：「德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城里户口吗？瞧那骚样儿，赶明儿有你的苦头吃！」（徐小曼出自书香门第，年轻漂亮，柔弱娇羞。）徐小曼回到办公室坐下，心里闷闷的不舒服。徐老师看起来年轻，其实已经快三十了，北京市里人，北师院英语系毕业的，原本在西城区一所中学教初中。
「这就对了，小徐老师，上礼拜胖婶儿跟你说的话，看样子你是听进去了，咱们这儿比不上你们北京城，乡下人多嘴杂，喜欢嚼舌头，杨老师又不在，小曼你可得注意影响。」